一、前言
中国历史上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概指以丝绸（含陶瓷、铜钱、茶叶）等具有中国特色物品为主要货载，以政治、外交、经贸、文化、科技等交往为主要内涵的跨境海上交通路线（以下简称海丝之路）。
发生在公元前三世纪秦初的以徐福为代表的秦人群大规模海上东渡（以下简称徐福东渡），是中国海丝之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徐福东渡是中国古代海丝之路全局的有机组成
综观中国古代海丝之路的滥饬、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其内部结构是一个相当完整的远洋航线网络体系。从全局上看，海丝之路由以中国为始发和终到港的东线（含东北线）和西线（含南西线）两大航线网络构成。东线泛指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菲律宾、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路线；西线泛指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与东非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路线。
徐福东渡是中国历史上自远古至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濒海居民长期通过海洋与朝日与俄东滨海地区进行海上交往的集大成者。西汉初期司马迁在其所撰《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淮南衡山列传》中，第一次明文记载了这一中国人民伟大的史诗般的东北亚航海行为。虽然对于其最终到达什么地方（亶洲、蓬莱、方丈、瀛洲等）语焉不详，但通过中外考古界与史学界的反复考订与严谨论证，一致公认徐福东渡的方向是通过航海前往朝、日等东北亚地区是基本可以肯定的。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中国古代航海史》及参加一系列徐福研讨的中外学术会议中，曾以历史记载、考古发现和航海技术为依据，就徐福东渡所涉的海上航行地区和交通路线作过专题探讨与详细论证。
笔者认为，徐福东渡驶向朝、日地区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的。从全局上评估，徐福东渡作为中国古代东北亚的重大航海活动，是中国海丝之路航线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徐福东渡是中国古代海丝之路开辟的杰出先导
中国古代海丝之路的开辟，势必经过了一个从远古时代就开始探索的漫长过程。这是一个从偶然到必然、量变到质变的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
据中国和东亚沿海地区的考古成果，证之黄渤海地区距今五六千年前后的龙山文化的传播态势，中国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沿海居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借助渤海海峡的庙岛群岛，以可见视距内沿岸渐进和逐岛航行的办法，建立了彼此间最初的海上联系，并逐步将之延伸到朝鲜半岛西岸和俄罗斯东部的濒海地区。
到公元前2100年至前770年的夏、商、周时代，据古文献记载，夏代的帝已“命九夷（原居东北地区的沿海居民），狩于海，获大鱼”（《竹书纪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这说明当时“很可能已建立了一条从山东半岛出发，越渡渤海海峡，到辽东半岛滨海地区，再进而沿黄海北岸东行，到达朝鲜半岛西岸的海上航线”。
及至西周时期，“封吕尚于齐”，吕因应沿海民族莱夷之习俗，“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徐偃王力倡治水与航海，“至于海邦，淮夷同来”当时山东半岛与江浙沿海地区的航海活动已有相当的开展，以致古文献上并出现了“越棠献雉，倭人贡畅（一种香郁芳草）”的记载。当然，此处的“倭人”，并非尚处于原始社会的日本列岛先民，但应可理解为是到过日本列岛的中国航海者。由此可推，中国沿海至东北亚之间的沿岸航海活动已属寻常之举。
到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齐、吴、越等沿海强国。史籍上所谓“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的记载，喻示着向东北亚海域探险的官方远航活动已经开始。与之同步的是，大量山东半岛和北方的沿海居民，为避战乱，寻找得以安生的乐土，也开始循沿岸与逐岛航线，陆续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进行生态性的迁徙。在此态势下，中国人对东北亚的地理位置就变得日益明晰起来。如其时的古籍《山海经》等就已对之有明确记载：“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东海（即今黄海）之内，北海（今渤海）之隅，有国名朝鲜。”
而发生在秦初的徐福东渡，则正是从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沿海居民不断寻求海外居住地的集大成行为。从航海史观之，徐福东渡体验了一条从中国齐鲁海岸出发，渡越渤海海峡，经黄海北岸到达朝鲜半岛西岸和东南岸，最后跨渡朝鲜海峡，抵达日本北九州沿岸的成熟航线。
这条东北亚航线及其相关的航海活动，非但开辟了海丝之路的东线和东北线，而且对海丝之路南线和南西线以及海丝之路全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
从航海技术史上看，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所载的西汉年间由徐闻、合浦出发，经东南亚，出马六甲海峡，航达南亚“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的“汉使航程”，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偶发事件，而是整个海丝之路产生和发展的逻辑结果。
任何事物的运动与发展，都有一个从此岸到彼岸、从初级到高级、从部分到全局的演进过程。从航线布局与结构看，中国古代海丝之路也必然是从沿岸逐点延长和短距离跨岛渐进为起步的。海丝之路从东线短距离的沿岸逐岛航行到西线长距离的近海航行，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渡。实际上，中国山东、辽东沿海居民向黄渤海沿岸探索的同时，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沿海居民也分别在东海与南海沿岸作从近到远的探索航行。从技术难度看，当时从中国齐鲁沿海地区向东北亚沿海地区航行，经过的是相对封闭的西太平洋边缘海，要比前往东南亚而经过开放性较大的东海与南海航行，相对简易一点。因此，中国古代海丝之路从东线、东北线发端，再向南线、南西线拓展，是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先导，后者则是前者的延伸和发展。
四、徐福东渡是中国古代海丝之路技术的必要准备
中国古代海丝之路的开拓与演进，从技术物质史角度看，是一个顺序渐进的不断准备与持续发展的过程。一般来说，由于沿海居民是活的人，处于一种相对流动的状态，因此，不同地区的沿海居民之间势必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和行为交流，在航海技术物质认识和应用上，也势必会发生相互融合和交融。就此而论，可以认为，当时处于航海技术物质水平较为先进地区的徐福东渡，恰好为整个中国古代海丝之路的形成与提升，从航海工具和航海技术上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从航海工具上看，经过春秋战国的积淀，到秦代已有长足进展。当时，中国船舶已体势较大，有多重甲板，船体采用了横隔舱结构，从而大幅提升了抗风浪能力；同时，在推进工具上，简陋的原始风帆也开始逐步成熟起来，至少顺风远航的能力上得到了加强；在长短桨并用的基础上，长桨已逐渐向船尾两侧移动，成为可以兼控船舶航向的舵桨；加上抓底效果较好的木石锚问世，使船舶得以在海洋上安全停泊。这一切航海工具的进步，不但保障了徐福东渡大型船队的成功远航，而且对西汉初年中国船舶从南海海岸出发，沿西太平洋开放性水域前往东南亚和南亚的海丝之路南线和西线的开辟和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航海技术上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航海者已能在白天利用东升西落的太阳和夜晚在天空中明亮且恒向的星斗来辨别船舶航行的大致方位了。据《史记•天官书》所臷：“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此所指为北极位置的帝星（小熊座倍太星），也即位于《周髀算経》所说的七星北斗的“璇玑之中”。 到秦汉年间，中国航海者的天文知识进一步丰富，海上利用北极斗星导航的记载更见明晰，如成书于离秦时不远的西汉初期的《淮南子》中即说：“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
在利用海流航行方面，徐福东渡从朝鲜半岛东南部续航，经对马、冲岛、大岛为中介，跨渡朝鲜海峡扺达日本北九州，即利用了抵达朝鲜海峡的日本海左旋海流。这条航线就是日本古籍中所谓的天照大神令湍津姬、田心姬、市杵岛姬三女神降居筑紫，助其弟素盏鸣尊渡越朝日的“海北道中”原始漂流航线。应该说，对于早期的远洋航行来说，借助海流的动能来驱动船舶是极为重要的航海技术手段，后来西汉初年的海上丝路的南线和西线，也正是利用了冬季的南向海流和夏季的北向海流，从而得以在南海中南北往返的。因此，徐福东渡的天文与水文航海技术，无疑为海丝之路的全面开辟做好了必要的技术准备。
五、结语
从哲学角度看，世上万物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的。笔者认为，对于徐福东渡的研究，应该注重、但同时也要越出东北亚的地域框架，将之纳入整个中外交往的海丝之路大体系中。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更全面和更科学地揭示出徐褔东渡重要和独特的历史地位。
文 / 孙光圻
参考文献：
[1]孙光圻.徐福东渡航路研究[M]//徐福研究论文集.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8.
[2]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55.
[3]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
[4]诗经•周颂.
[5]王充.论衡.
[6]司马迁.史记•封禅书.
[7]山海经•海内北経.
[8]淮南子•人间训.
[9]日本书纪•神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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