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秦代著名方士,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中日友好的最早使者、中华文明的传播者,这已为学界所公认。但在探究徐福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渊源与关系时,却又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徐福是“东方海上丝路”形成的奠基人、开启者。换言之,徐福东渡,标志着“东方海上丝路”开始正式形成。
一、徐福东渡前,“东方海上丝路”仅具雏形
我们一直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是因为哥伦布是第一个发现美洲的人。如果从开辟了一条相对安全、稳定而通达的“东方海上丝路”这一视角,应该肯定地说:徐福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航人。原因在于徐福东渡之前,这条东海丝路只是初具雏形。
据日本学者神田秀夫在《日本的中国文化》一书中介绍,早在中国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随着越王勾践灭吴和楚威王灭越事件的发生,就有大量难民乘船东渡。虽然当时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都很落后,但在这些难民中,就已经有一部分人到达了日本的九州。另据日本典籍如《古事记》 《日本书纪》 《新撰姓氏录》和《古语拾遗》等记载,由于秦朝的苛政和秦末战乱,从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即所谓“秦民走海东”“秦民东渡”。北师大教授汪高鑫、程仁桃在《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一书中介绍,秦末大起义时,从秦、燕、齐地避难朝鲜的秦民竟多达数万人,并得出结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时秦民入海到日本避难的,也一定为数不少。”
当然,笔者不揣简陋,不敢值先贤苦心求证得出“海上丝路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的结论而不顾,妄言徐福东渡之前“根本无人达到日本”,但也绝不能因为曾有“先民东渡”而断言“东方海上丝路”已然形成。原因就在于先秦时期的难民逃亡之航路,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丝路”“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充其量只能说先秦时期,中、日、韩三国民间可以乘船“偷渡”。至于有史家研究,我国的海上丝路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初具雏形,而且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其中的东海航线,也叫“东方海上丝路”,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了“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到齐桓公时期,航海家们就找到了一条以山东半岛沿海港口为起点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这条所谓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一是非常不固定,二是官方无史料记载有人携带大量丝绸、茶叶等奉命东渡成功,所以充其量只能算“东方海上丝路”开始有人探路,出现萌芽,只是雏形。事实上,只有徐福东渡若干年后,官方才派员通过东海航线,不仅将中国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及朝鲜半岛,而且将中国的文化也随之大规模地传播到这些国家,包括儒家思想、律令制度、汉字、服饰、建筑、饮茶习俗等。从而,让中国文化对日本及朝鲜半岛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徐福东渡,旨在实现秦帝国“东至扶木”
徐福东渡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寻求“长生不老之药”那么简单。主要理由有三:
其一,徐福东渡,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只是借口。徐福泛海东渡,最早见之于有“信史”美誉的《史记》,而且不只一处。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封禅书》《淮南衡山列传》中均有记载。其中,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徐福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携带“五谷子种”,乘船泛海东渡,成为迄今有史记载的东渡第一人。对于徐福东渡,《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的记载是:“(秦始皇)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仅从《史记》记载的徐福两次出海可以看出,徐福东渡得到了秦始皇的鼎力支持,可要只是寻求仙药,何须“童男女”?倘若是为孝敬仙人献“祭礼”,那么又何需“百工”,携带“五谷子种”?如果是害怕寻不到仙药遭到秦始皇报复而逃避秦朝苛政,似乎更无法自圆其说,事实上人越多越不容易躲藏。像历史上的李自成、朱允炆等,哪个不是独自“销声匿迹”?其实,徐福入海求仙、求药只是幌子与借口,开疆辟土才是秦始皇派遣徐福东渡的真实意图。我们试想一下,率领童男童女、百工、善射之人、五谷种子等的百余艘船组成的船队,浩浩荡荡出海,而且秦始皇亲自送行,何尝不是去开拓一个新的地方?
其二,秦始皇的远大政治抱负,反证出徐福东渡的真正目的。对此,《吕氏春秋·为欲篇》将秦国最高统治者秦始皇的政治理想讲得很明白:“北至大夏,南至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扶木”就是“扶桑”,即后来所说的日本。秦始皇一再派徐福等入海寻找三神山,绝不是单纯为了采神药,而是为了把东方疆土开拓至日本。秦始皇统一天下只有12年的时间,但是4次到东方沿海巡视,这说明他对东方诸岛的极大关注。所以,有的学者说:“始皇东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东至扶木的理想,而徐福探海东渡正是实现始皇理想宏愿的具体行动。”秦始皇曾在琅琊刻石中说:“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又说:“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从中可以看出,秦始皇早有吞并日本之意。徐福东渡,或许正与此有关。
其三,“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再次印证徐福东渡绝非只是“寻求仙药”。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并禁私学,此即为“焚书”;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方士卢生、侯生、韩终等替秦始皇求仙失败后,私下谈论秦始皇的为人、执政以及求仙等各个方面,之后携带求仙用的巨资出逃。秦始皇知道后大怒,故而迁怒于方士,下令在京城搜查审讯,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此谓“坑儒”;令人不解的是,同为方士并承担寻求“不死药”相同任务的徐福,何以得以幸免?而且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被始皇帝亲送出海。
由此可见,徐福东渡,不是一条避秦暴政的逃亡之路,而是承担特殊政治使命的一次“远征”,其东渡航线自然可归于“海上丝路”。
三、徐福东渡,标志着“东方海上丝路”正式形成
“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东渡成功,标志着“东方海上丝路”的正式形成。他所走的航路,可以说是从“多重选择题”中最终选定的最佳答案。
前后历经10年,徐福尝试过从南北多地出海远航东渡,诸如浙江象山、河北盐山、江苏赣榆及山东龙口、胶南等。那么,到底从何处起航?笔者还是觉得徐福从家乡起航,似乎更为合理。关于这一点,笔者也只是一种推论。其一是因为修造的航船在赣榆,徐福故里不远处的大小王坊村、东西吴公村(原为圬工村)、夏家沟村(原为“下驾沟”)、秦山岛等地名,以及相关民间传说可资佐证;其二是徐福村附近的大港头村曾出土古沉船、古船锚等,加之史料证明秦始皇曾三次巡视琅琊郡、两次假道古游水临幸赣榆,而古游水就从经徐福村旁东流入海,从中足见始皇帝对徐福东渡之重视,再就是徐福完全有可能从家门口乘船入海,然后北上,“循海岸水行”,经山东黄岛、胶州湾、长门岩、千里岩,到达河北的盐山县千童镇,将训练有素的“三千童男女”接上船,再继续北上,“循海岸水行”,进入“登州水道”,即从蓬莱出发,通过长岛岛链,连接辽东半岛,转至朝鲜半岛的平原广泽湾(渊达部曲,今韩国平泽港),再沿大田—庆州—釜山港—对马海峡,最终从日本的纪州熊野的新宫(今和歌山县新宫市)登陆。当然,徐福东渡成功,一是与其得益于赣榆地处沿海因而熟悉海事有关;二是徐福入海与得到秦始皇支持尽可以假天子之令方便出海密不可分;三是春秋战国时期先民们的渡海航线及经验为徐福东渡提供借鉴;四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东海与黄海由于大陆漂移的缘故,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宽阔。
徐福东渡后,中日友好交流很长一段时间基本沿徐福东渡航路往来。据史料表明,隋唐时,日本曾6次、朝鲜曾30余次派遣隋使、遣唐使沿此路在登州登陆,与我国进行友好往来。这都一再表明,该航路已基本稳定,是一条比较可行的安全航道。
四、徐福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契合
徐福东渡,历经2000多年而“不衰”,并日益成为东亚友好交往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徐福文化内涵,与时俱进,历久弥新,更加丰富;赣榆徐福节,已被国家旅游局列为最具影响力的重要民间节庆活动之一;徐福海祭,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十一届徐福故里海洋文化节“徐福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论坛,更是把徐福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定为研讨主题,意义重大而深远。
徐福文化,无论其内涵如何深化,我以为其核心部分至少应包含围绕徐福个人独特个性与魅力所形成的目标理念、价值观念,乃至行为规范、制度建设和团队形象等,具体内容自应涉及:目标的导向性,那就是东渡扶桑,完成皇命;团队的协同性,上下一心密切合作;行动的一致性,东渡数年,屡败屡试,不远万里无一船掉队;方法的创新性,既借鉴前人经验,又大胆尝试,终于渡海成功,形成一条海上“黄金通道”;性格的冒险性,果断勇敢,富有挑战,勇于探险;精神的坚忍性,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形象的亲民性,和平友善,可谓“传道s授业解惑”;文化的包容性,敬畏生命,尊重民俗,兼容并蓄,互惠互利。而这一切,与“海上丝绸之路”构建所倡导的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精神,可谓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综上所述,徐福东渡,是肩负重大政治使命的开疆辟土之行,其最终成功东渡,为“东方海上丝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成为该航路形成的开启人。当代徐福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就精神实质而言,大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一脉相承。(文 / 祝新华)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赣榆区政协文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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