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敦乔鲁遗址为例
摘 要：长期以来，古代游牧民族没有固定居所的观念，在文献记载中几乎成固定的叙事模式，事实上游牧城市的发展演进过程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本文以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起源理论为切入点，从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两个方面对新疆青铜时期游牧城市阿敦乔鲁的区位选择进行“解构”，表明：（1）社会性和祭祀性是早期游牧城市萌芽的推动力，城市功能的发挥早于城市形态的出现，早期游牧城市可以说是萌芽期的城邑形态；（2）游牧城市选址注重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适应、利用与改善，自然地理状况的优越、天然屏障的功效、军事防御空间的优势等因素在城市选址时占据显著地位。
关键词：游牧城市；阿敦乔鲁；区位条件；功能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游牧城市起源问题，学界至今未有共识，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类：第一，游牧民“逐水草而居”告别聚落，远离城郭；第二，至战国、秦汉时期游牧民才开始有城市生活。这些观点大多以有“城”有“市”理论为基础进行解释，往往是不充分的。受地理环境及各要素差异影响，新疆的草场主要是山地草场，这一区位特性引致该地区聚落的发展演进过程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因此，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对阿敦乔鲁的实地调查研究，从地理学视角出发，讨论居住在阿敦乔鲁的古人建城的地理条件和区位选择，借以说明早在青铜时期新疆游牧地区就已出现城市萌芽。
二、相关研究进展
城邑（市）作为聚落的一种高级形态，是社会复杂化发展的突出标志与阶段性产物，关于城市的起源问题，不同学科的探讨角度、关切问题以及思考与方法都有所不同。对城市起源的研究，美国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将城市隐喻为“磁体”和“容器”，强调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就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胎，这类地点除具备各种优良的自然条件外还兼具社会性和宗教性。在早期城市形成时间、作用等问题上，张光直认为龙山时期已有城市型聚落的雏形，并强调中国初期的城市并非经济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获取及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严文明以为在仰韶文化晚期聚落开始出现分化，中心聚落的产生即为城址所在；任式楠提出中心城市为统治中心，有高于普通聚落的物质条件与经济实力，也成为掌握文化与宗教、礼制的中心。在城市选址问题上，侯仁之从地理环境（交通、水源等因素）入手分析城市的选址；成一农指出城址选择和迁移中非理性因素及人为因素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学界十分重视城邑遗址相关文献记载、考古资料与田野调查，在游牧聚落选址问题上，王建新提出“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方法，总结出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墓葬及岩画共存的特征。
目前有关史前游牧城邑的起源、兴建、发展历程的相关研究比较薄弱，多依靠史家文献记载。如，汉代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唐人杜佑《通典·边防典》等，故形成了游牧族群没有城市的固定观念，实际上游牧族群同样具有规模不同、等级有别的各类定居聚落，虽然未必都是后来意义上的城市，但大多数已具有城的雏形。因此，本文以阿敦乔鲁遗址为例，从地理学人地关系角度，探讨欧亚大陆青铜时期游牧城市的萌芽，以期丰富早期游牧城市萌芽的研究。
三、游牧城市萌芽的自然环境
阿敦乔鲁遗存位于新疆的西北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内，博尔塔拉河上游河谷地带，县域内整体属大陆性中温带半干旱气候。博河流域自古就是水草肥美的牧场，是多民族聚居地，先后居住过先秦时期的塞人，西汉时期的乐氏，隋唐时期的突厥人以及元明时期的蒙古人等。由于遗址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天山和阿拉套山交汇地带，因此，在长期发展中成为东西方古人群相互流通的重要场所，遗留下大量不同时期富有草原文化特色的文化遗址。
底图审图号：新S(2021)084号，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边界无任何改动
阿敦乔鲁地理坐标为北纬44°59’34″，东经80°33’48″，其东面近100千米的另一处青铜时代遗存呼斯塔遗址，地理坐标北纬45°8’58″东经81°16’13″。遗址所代表的时代是在公元前19世纪到公元前15世纪，参考古环境和古气候研究，结果表明：在距今3 900年前后的青铜时代，除了一个较明显的干燥期和短暂的湿润期外，进入全新世中期后气候干燥，古环境与现代环境变化不大。由此合理推测当时博河流域的环境、气候和植被条件与现代情况相似，对古人群居住条件的分析可采用现代环境分析结果。
（一）地形地貌是先决条件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通过使用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将水系、海拔、坡度和坡向等空间分析与遗址叠置，探讨遗址的区位条件。据图1显示，阿敦乔鲁所在区的海拔高度明显高于呼斯塔遗址，前者海拔高度在1 955~2 570 m，后者海拔高度在1 380~1 955 m，整体地势呈西高东低。根据温泉县的地形特点，将其坡度分为1°~5°，6°~10°，11°~25°，26°~40°和41°~80°五个等级，通过分析坡度图层发现，两处遗址均位于三级坡地，所处地面坡度范围11°~25°。地面的坡向就是坡面的朝向，而光照、风向则是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重要因素，与之相关的朝向则很可能是聚落选址时的重要参考。在ArcGis中生成遗址地面朝向的栅格图像，将其分为平面（-1），北（0-22.5），东北（22.5-67.5），东（67.5-112.5），东南（112.5-157.5），南（157.5-202.5），西南（202.5-247.5），西（247.5-292.5），西北（292.5-337.5），北（337.5-360）10个类别，结果显示阿敦乔鲁遗址与呼斯塔遗址分别处于：南坡（阳坡）和东北坡，笔者在实地调研中观察发现，在夏季两个遗址均可受到充足的光照，以满足畜群对于牧草的需要。
（二）水资源是必备条件
“寻水而生，依水而居”，水是任何一个游牧城市正常开展生产与生活的基础。阿敦乔鲁所在区大多数为季节性河流和泉水，较大的河流包括博尔塔拉河及其支流，水文特点是水量小、沟溪多、流程短，水资源补给以季节性雨水和积雪融水为主。依据《博尔塔拉统计年鉴》所记录的数据，温泉县年平均降雨量262.8 mm，低于旱作农业雨量下限（300 mm），并伴随不稳定的雨雪量，降水呈现西、北多，东、南少，山地多、平原少的特点。另外，植被景观也反映出当地的雨热条件，遗址区草场的草地类型为温性草原，草地覆盖度约40%，主要植被包括针茅、冷蒿、冰草、羊茅、杂类草等，是草原群落的建群种，普遍具备耐旱的特点（草原覆盖度和植被种类均由温泉县林草局提供），且现代主要植被种类与遗址中羊粪化石孢粉分析结果显示的植物组合多有重叠。
（三）逆温层气象气候是重要影响因素
受东部准噶尔盆地影响，温泉县有着独特的逆温层现象，逆温从11月至次年2月，冬季逆温层较厚约200 m。因博州气象局缺少探空业务而无法提供相关温度数据，便进行实地测温。笔者选择在冬季1月和2月太阳落山后的时段对遗址所在区分别测温，在此时段内逆温现象会更加明显。海拔每升高100 m记录测温一次，从县城内至遗址区一共选择40个样点，以20个样点（一个来回）为一组数据，数据显示在海拔1 750 m~2 150 m范围内每升高100 m温度平均升高0.4℃，逆温带大约在此范围内，与气象局工作人员所述相吻合。受技术手段的限制，为了让数据更具说服力又将实际测温数据，与平原地区温泉县、精河县、博乐市、阿拉山口市1月和2月的20年的平均温度进行比较（如表1），计算得出，1月逆温带内样点的平均温度高出当地1月平均温度约3 ℃，2月逆温带内样点的平均温度高出当地2月平均温度约5 ℃。虽受到不可控因素影响，实测数据基本理想。
逆温带的存在为古人冬季生存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气候条件。在寒潮来临后，夜间盆地和谷底因辐射冷却，冷空气沿斜坡流积于底部，暖空气被冷空气抬挤上升，就会沿着山坡往上流，山坡上则形成相对的暖层。一般日出后，太阳辐射逐渐增强，地表增温逆温便消失，但冬季昼短夜长，逆温层较厚，消失速度随之变慢。考虑到史前人类追求危机最小化和索取资源最大化的行为，逆温带内不受寒流和暴风雪袭击的独特条件为需度过漫长、严寒冬季的牧民和牲畜提供了安全的生存条件；逆温带内，海拔高度每升高100 m，气温随之约升高0.5 ℃，这大大缩短了低温期，减少冻害情况，有利于植被过冬，极大满足牲畜冬季的饲草需要。因此这种独特的小气候特点也成为阿敦乔鲁遗址地理条件上的明显优势。
四、游牧城市萌芽的人文环境
游牧聚落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因而，游牧聚落的选址除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外，还需考虑人地关系。
（一）阿敦乔鲁先民的生业模式
在地理因素分析中，水资源条件对农业种植存在一定限制。参考温泉县政府公布的草场资料表明：温泉县目前有可耕地面积49万亩，草场面积619万亩，据《温泉县志》记载，耕地大部分为20世纪50年代开垦，位于博尔塔拉河流域的中下游河谷地带，由此看来，耕地的位置和面积也成为限制阿敦乔鲁人群农业种植因素之一。利用遥感技术分析博河流域植被呈现出半荒漠干旱草原景观，整体环境条件更适合发展畜牧业。结合阿敦乔鲁人骨牙齿锶同位素和牙结石碳氮稳定同位素等食性分析、植硅体分析结果以及考古发掘出土动物骨骼比例,反映出当时的人群以肉类为主食、同时兼具迁徙的特点。以上资料均反映出当时的阿敦乔鲁是个以游动人口为主的社会，产业形态已呈现畜牧业为主的特征。
（二）季节性营地的循环模式是必要条件
转场游牧是畜牧业的重要特征，根据民族学调查，博尔塔拉河流域的牧民现在多实行“四季三地”转场放牧，一般分为春秋、夏和冬3个草场，与草场所对应的季节性营地被现代牧民俗称为冬、夏窝子，其地理位置通常为固定的，即牧民经过一轮转场后再回到之前住处，只需稍做修葺即可。在此基础上，基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设想阿敦乔鲁——呼斯塔古人群对营地的选择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自然要素的总和，存在很强地域选择性。
根据上文对遗址区现代地理条件的分析，推测阿敦乔鲁和呼斯塔分别是古人群的冬季营和夏季营地。冬季是牧民躲避寒流、白灾等季节性灾难时期，营地的利用时间较长，选址重视气温。从地形地貌角度出发，阿敦乔鲁北部的阿拉套山能有效阻挡西伯利亚南倾寒流，房址的朝向坐北朝南更有利于冬季避风；从温度角度出发，逆温带内整体气候温暖，草场南面由于日光照射，残雪表面小部分日间融雪会在夜间结冰，易造成牲畜采草困难，遗址区受地形逆温影响，晚间降温速度慢低温期缩短，冻害情况有所缓解；从水源角度出发，冬季牧场对水源的要求低于夏季，牲畜以舔雪的方式解决吃水问题。冬季牧民以定居为主，游牧活动主要集中在夏季，也是游牧族群经济生产的主要时节，经过牲畜体弱且接春羔时期后，夏季营地需选在有利于抓膘的草场，水源则成为选址的重要指标，呼斯塔遗址区较阿敦乔鲁更为开阔平坦，在山前冲积扇地段山区河流支流密集，夏季草旺盛持续时间长，具备夏季营地的生活条件；反之，阿敦乔鲁的地形条件不利于冬季抵御寒风，且积雪厚度超过公认绵羊冬季吃草极限，冬季无法居住。
笔者在参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2022年呼斯塔遗址发掘工作时，观察到阿敦乔鲁遗址坐落于温泉县目前最好的冬草场上，而胡斯塔遗址区则位于温泉县最好的夏草场。在对当地牧民进行访谈时了解到，呼斯塔草场现代牧民一年中要经历两次转场，4月开始从冬季定居点（南山）迁至呼斯塔夏草场，8月下旬再迁回南山冬窝子，有牧民反映早年间夏、冬营地的更换大约在10月，相比呼斯塔草场阿敦乔鲁则相对温暖，是查乡牧民冬季放牧的地方，两者冬季温差在10℃~15℃。至此，笔者根据以上资料，认为阿敦乔鲁和呼斯塔分别代表的是青铜时代古人群的冬季营和夏季营地，这种季节性转场的游牧模式也体现出战略性、季节性和先进性的社会经济形态。
（三）功能特征
芒福德在城市理论中解释，城市功能的发挥要优先于其形式的产生，城市萌芽时期最原始的功能就是“磁体”和“容器”。作为聚落吸引力中心的“磁体”，强调精神力量对发挥内聚力的重要作用，而作为物质形式的“容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保护性。
1.“磁性”与原始信仰。史前人类对死亡、未来世界等的迷惑导致了早期人类聚落的产生，一些类似墓地的固定纪念性汇聚地点，逐渐把有共同的祭祀礼仪和宗教信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可见，早期聚落的磁性中心与古人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王艺霖在新疆史前火葬墓研究中认为火葬墓的死者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首先，在阿敦乔鲁——呼斯塔古人群的丧葬行为中也存在对火的应用，结合印欧文献记载，火葬体现的是古人重视灵魂的丧葬观念，葬礼的过程也伴随有祭祀、祈福的行为。从文化传播角度出发，阿敦乔鲁——呼斯塔先民可能也具有相同的丧葬观。其次，阿敦乔鲁墓葬周边岩画群也刻有类似祭坛遗迹、人面像等图像，这可能与史前人类的宗教信仰、祭祀仪式和巫术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新疆地区一直存在着原始的神灵崇拜，在实地调研中发现遗址所在地区至今仍存有拜“母亲石”、拜山神的习俗。其实祭山神的根本目的也在于加强群体的内聚力，以利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综上所述，原始社会人们参加的各种形象化的精神活动和艺术活动，与早期城市“磁性”的发挥有着直接关联，三千多年前的阿敦乔鲁由于地域广袤、社会力量分散，使得这里成为地方的中心。以上推测阿敦乔鲁遗址在当时可能是举行祭祀等礼仪性活动的地方中心，并伴随有权利和阶级的产生。
2.聚落“容器”的形成。城市是具有聚居性的空间形态，精神力量发挥“磁体”功能吸引早期人类聚集于此，从居无定所演变到定居生活，容器也逐渐凸显其功能。游牧聚落不同于农业聚落的主要原因是游牧民族的活动能力要大于农耕民族，牧民季节性营地的选择体现的是对于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变化进行的适应和利用，不论是游牧城市还是农业城市在城市形成初期城市功能都比较单一。从面积的角度分析，阿敦乔鲁较呼斯塔偏小，冬季牧人需面对季节性灾害且易遭受战争，所以冬季生存空间需求相比夏季缩小很多，人口较游牧时节更加集中，小范围空间内阿敦乔鲁台地的地形是四通八达的，同时视野相对开阔，作为地方祭祀礼仪中心，这样的地形条件利于统治者可以随时监控可通视范围内部族正常生活，由此推测阿敦乔鲁除具备冬季居所功能外，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从军事路线分析，西天山连接哈萨克斯坦东部，地理环境与新疆相似，早期游牧人群可沿着阿拉套山达坂互通；从安全考虑遗址北侧的黑山头遗址、南侧小呼斯塔遗址占据较高的有利地势，有利于监控周围较小的遗迹，也有利于第一时间发现远距离敌情，因此猜想呼斯塔遗址在当时是一处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聚落，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萌芽期城市功能上的互补是指这些在同一范围分布的遗迹，在功能上能够互相补充，从而迎合人类生产生活的各种需要。阿敦乔鲁在当时主要是作为中心聚落，突出了“磁体”的功能与作为冬季营的功能；呼斯塔则突出了军事防御性功能、夏季营地功能。牧民转场一天的距离大致在十几千米至几十千米，阿敦乔鲁距离呼斯塔遗址大约80千米，从可达性角度出发，在3 000年前两个遗址在功能上能够实现互补。这是有别于其他早期游牧城市的重要特点。
五、结论
本文以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起源理论为切入点，从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两个方面对游牧城市阿敦乔鲁的区位选择进行“解构”：第一，社会性和祭祀性是早期游牧城市萌芽的推动力，游牧城市功能的发生和发挥早于其形式的产生。一些固定的纪念性汇聚地点逐渐把共同的信仰或祭祀礼俗的人们，定期地或永久地集中到一起，这些地点是游牧城市发展最初的胚胎。第二，游牧城市选址理念注重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适应、利用与改善，自然地理状况的优越、天然屏障的功效、军事防御空间的优势等因素在城市选址时占据显著地位。由于缺少史料文献等相关记载，本文中的结论多以结合学科相关理论进行合理的推断为主，以求教于方家。（文 / 于泽昀 黄佛君）
【基金项目：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南疆维吾尔族嵌入式社会宏微观演变机理与治理体系研究（17BSH033）”；2.自治区社科基金“健全新疆文化产业体系发展政策研究（21VZX011）”。】
（作者简介：于泽昀，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新疆干旱区湖泊环境与资源实验室，绿洲发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通讯作者：黄佛君，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新疆干旱区湖泊环境与资源实验室，绿洲发展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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