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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06-12

国家审计促进扶贫效率提升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摘 要:国家审计对财政扶贫的合法性、真实性具有重要的监督作用,但目前国家审计作用于扶贫效率提升的研究较少。本文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衡量各地区扶贫效率以及审计功能对扶贫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扶贫效率整体水平较高,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和建议功能对扶贫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审计揭示功能(曝光效应)、威慑效应和综合治理效应对提升扶贫效率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强化。

关键词:国家审计;扶贫效率;揭示功能;处理处罚功能;建议功能

一、引言

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显著成果,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贫困地区的交通设施、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均得到有效保障。在脱贫攻坚工作期间,财政支持力度呈上升趋势,巨额资金被投入到关乎民生、关乎发展、关乎稳定的扶贫事业当中,资金的项目去向、使用过程、减贫效果深受群众的关注。国家审计作为财政资金的重要监督机制,对于扶贫效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扶贫责任部门作为国有资源经管责任受托者,会产生机会主义动机,而且由于有限理性,次优问题也会出现。机会主义动机和次优问题都会降低财政扶贫效率,因此,需要建立维护扶贫效率的监管机制,国家审计是监管机制组成部分,能对扶贫效率产生正面影响,但现有研究缺乏对国家审计和扶贫效率关系的验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审计接触被审计事项,揭露事实真相,缓解委托者和受托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障公共资源所有者的知情权,通过提高发现政府工作部门履职问题的概率,抑制机会主义动机,减少代理问题,发挥揭示功能,对扶贫事业产生促进作用。

H1:国家审计通过揭示功能促进扶贫效率提升。

理性经济人做出选择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对决,当某一选择成本大于收益,自然会被理性经济人放弃。审计依据法律法规在职权范围内做出处理处罚决定,降低预期收益,增加违规成本,抑制受托者的机会主义动机,避免代理问题发生,发挥处理处罚功能,对扶贫事业产生促进作用。

H2:国家审计通过处理处罚功能促进扶贫效率提升。

人是有限理性的,受限于可用信息、认知局限和有限时间,会出现次优问题,克服有限理性的方法之一是团队工作。审计提出建议等同于和扶贫责任受托者合作,力求做出现有条件下的最优决策,解决次优问题,发挥建议功能,对扶贫事业产生促进作用。

H3:国家审计通过建议功能促进扶贫效率提升。

审计曝光效应即揭示功能,利用声誉机制对被审计对象施加舆论压力,迫使其规范代理行为,利用信号传递机制将违法违规问题传递至扶贫资源委托者,委托者及时做出行动打击机会主义行为。审计威慑效应源于揭示功能和处理处罚功能,揭示功能决定被发现的概率,处理处罚功能决定被惩处的力度,潜在违规者是否会选择违规基于对被发现的概率和被惩处的力度的判断。审计抵御效应源于揭示功能和建议功能,审计揭示出问题是基础,再分析问题产生背后的原因,有的放矢地提出针对性意见,切实遏制“屡审屡犯”现象。审计三种效应相辅相成、互相协同,发挥综合治理效应,对扶贫事业产生促进作用。

H4:国家审计揭示功能、处理处罚功能和建议功能相互协同促进扶贫效率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和模型设计

1.被解释变量:扶贫效率。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使用基于产出导向的DEA-bcc模型计算,投入指标是地方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亿元),产出指标借鉴前人研究,确定为农村贫困发生率、人均可支配收入、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人数占比、农村农户人均住宅投资总额和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五项指标的增长率。

2.解释变量:国家审计功能(见表1)。

3.控制变量。本文确定四个控制变量,人口规模(Inpop):IN(年末常住人口数)、财政充裕度(Rev):IN(各省份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工业化水平(Ind):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地区教育程度(Edu):人均受教育年限。

4.研究模型。

Effi,t=α0+α1Auti,t+α2Inpopi,t+α3Revi,t+α4Indi,t+α5Edui,t+ε (3)

其中Aut表示国家审计功能的替代变量。

(二)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河北等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进行分析,台湾、香港、澳门、北京、天津和上海未纳入分析范围。分析期间为2012—2017年,最新版《中国审计年鉴》仅更新至2017年。全体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审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共162个数据。

四、统计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扶贫效率均值0.840,说明各地区扶贫效率整体水平较高。re最小值是6.427,最大值是10.310,各地区地方审计机关发挥作用的程度参差不齐。pu最大值仅为-1.273,负值说明针对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的处理落实力度有待提升。pr均值0.330,审计建议功能发挥程度一般。

(二)相关性分析

核心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5,为了防止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进行了VIF检验,各变量vif值均小于10并且vif均值不超过3。

(三)多元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2和表3,假设2和3得到验证,假设1和4未得到验证,本文认为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如下。

被揭露的风险对扶贫责任受托者的警示作用不显著,原因一是审计人员发现问题的能力太弱,相对于事实真相,审计人员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原因二是曝光效应依托的声誉机制有缺陷,审计机关在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间进行权衡,权衡信息公开的原则、范围、程序,还有其他非正式约束连同上述因素共同决定公众接触审计结果的广度和深度,审计结果公开不足直接影响公众反馈的质量,降低声誉机制的效率。原因三是曝光效应依托的信号传递机制有缺陷,对于不在审计职权范围内的违法违纪事项需要移交至有管辖权的纪检监察等有关部门,但是不同部门处理案件的原则相异,审计移交的效果会因为不及时处理而大打折扣,审计揭露的问题未及时纠正,信号传递机制存在失灵。

审计曝光效应(揭示功能)缺席,审计综合治理效应自然无法发挥,因为木桶效应下,只有曝光、威慑和抵御同等强度,没有短板,才能实现三者的有效合作,激发出综合治理效应。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衡量各地区扶贫效率以及审计揭示功能、处理处罚功能、建议功能分别在独立和协同的情况下对扶贫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各地区扶贫效率整体水平较高,审计揭示功能(曝光效应)未按照预期对扶贫效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处理处罚功能和揭示功能显著促进扶贫效率提升,审计威慑效应、抵御效应和综合治理效应促进作用不明显。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综合上文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审计揭示功能。分析研判当前战略部署下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着力揭露制约政策效果的核心因素,提高审计发现问题的“准确性”;完善审计信息公开的规则体系,保障公众知情权,发挥声誉机制作用;规范审计移送处理的流程,促进审计移送提质增效,为信号传递机制植入有效监督因子。

第二,加强审计揭示功能、处理处罚功能和建议功能的协同。对于揭示的任何违法违纪现象都严肃处理,增强审计处理处罚的“确定性”,同时加大处罚力度,形成震慑效用。提出的审计建议从制度完善的高度推动制度供给,包括资源分配机制、政策协调机制、返贫处置机制、路径变迁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在内,确保问题长效解决。
(文 / 占梦霞)

(作者简介:占梦霞,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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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陆桥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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