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经济作为全新的经济形式，改变了世界各国对于产业链的竞争，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产业链的结构形式，进而影响了产业链的强度变化。因此实证考察数字化硬件装备和软件系统数字化对产业链的影响尤为重要。根据实证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数字经济对于产业链强度的提升有着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会提高数字软件业务质量，畅通产业链循环协同，确保整个产业链的安全稳健、自主可控；同时，对于政府而言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在数字软件业务领域建立完整的技术开放管理体系，进行全产业链补链、扩链、强链，并承接创新链的全球转移。
关键词：数字经济；产业链强度
一、引言
当今，经济竞争已从产品竞争向产业链竞争演变，而产业链竞争相比产品竞争更加的激烈。同时，面对一系列突发事件，我国长期以来在产业链建设方面的短板也渐渐显露出来。工业是立国之本，打造质量稳定、自主安全的现代化产业链，已成为当今在不确定因素频出的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
产业链如同一张网络，囊括了产业链的上下游，包含了供应链、业务链、空间链、价值链在内进行组合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集合体，体现了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和技术因素的影响，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其实就是产品价值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产品价值的增值过程。各生产厂商和企业共同组成的产业链在面对不确定因素的冲击时，如果能够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并不断地产出商品进行盈利，则该产业链的强度足以来面对风险事件的冲击。因此，当我国的高新技术公司如互联网企业、芯片企业、加工出口企业等频繁遭遇“断供潮”的威胁时，中国各条产业链是否足以应对世界经济环境的冲击？在数字经济下产业链强度又该如何提升？在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国家和政府通过数字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产业链的强弱，能更有效地保证我国各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确保其安全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问题研究
数字经济最初被定义为一种经济模式，在该模式中各企业进行经济活动中的信息流通过数字的方式呈现。自1998年起，美国商务部持续7年发表了《新兴数字经济》等大量科研论文，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人类对数据经济的重视。对于数字化硬件软件建设的重视和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的方式。
关于数字经济的再定义是在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上提出的，会议认为数字经济是泛指各种经济行为中，以数字信息和数据产品为重要产出因素，通过信息网络作为交易媒介，运用信息通讯技术来提升经济交易的效率并且推动经济结构的逐步优化合理化。同时，国内外专家在数字经济的特点、核算方式及其与实物经营的结合发展、数字经济带给各产业的影响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与实验。
（二）产业链的相关研究
关于产业链这一概念，其诞生在外国，最初可溯源至美国亚当·斯密，他有过一个有关“制造业是一个依靠分工的迂回的流程”的论断，但该理念存在局限性。赫希曼以社会生产方式联系的观点，阐述了由经济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和合作关系共同构成的工作产业链条。尽管关于产业链的相关概念很早就有，但对“产业链”一词，国外的诸多学者并没有给出其确切含义。
“产业链”的这个中文概念是由我国学者提出的，但当时并没有给定产业链的具体含义。而后傅国华率先提出了关于农产品分化产业链的思想，并详尽阐述了分化产业链的理论依据和特点，这为后来的学者对于产业链相关方向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产业链是由多部分聚合而来的，较为复杂，因此关于产业链研究的方向更多的是从多角度出发。吴金明指出，产业链是对产业链内容的完整归纳，而产业链构成的内部因素包括市场牵引、技术推动及知识传递。在整个产业链成长进程中，产业链一体化促进了生产经营效率的提高。随着中国进入追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阶段，建设与发展产业链已成为当前产业链理论的主要内容。相关产业链的应用更多集中在工业领域的煤炭等产业链和高科技产业链，如芯片制造产业链、精密设备制造业产业链等。
（三）数字经济与产业链的相关性研究
曾楚宏探讨了IT推动全产业链融合的新机制；李春发指出，由于数字化技术在产业链中作为交换载体，制造业产业链会依托数字技术进行解构与再造，从而完成数字化的全面转型；张轶群通过数字视角进行分析指出，大数字技术对产业链的演变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可以促进产业链转型；郝挺雷对数字技术促进产业链发展的研究进行了探讨。学者对于数字经济和产业链领域的研究正逐步由理论层面的基础研究扩展至具体研究方向的应用探索，探索范畴逐步向细化方向延伸。
三、实证研究
（一）模式的建立和变量的选择
考虑到制造业企业间生产经营模式的不同，导致其构成的产业链存在异质性，建立以下的基准模型：
Yit=β0+β1X1it+β2X2it+β3X1it×Yit+β4X2it×Yit +εit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框架下，数字经济发展时间段的不同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为体现时间对产业链强度的影响，需要在上式基准模型中添加时间虚拟变量D、时间虚拟变量D和X1it与X2it的交互相乘项，调整后的模型为：
Yit=β0+β1X1it+β2X2it+β3X1it×Yit+β4X2it×Yit+D+β5D×X1it+β6D×X2it+εit
εit是随机干扰项。
被解释变量的测度：被解释变量为Yit，其指代产业链强度，解释为第t年份某产业链i的强度。产业链强度是指在产业链受到外部的影响或者破坏性条件下，产业链可以维持正常运行和不断产生增值的能力。所以，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能力也可以从社会经济的方面加以评价与计量。关于产业链强度的统计资料取自于1987—2017年中国的产业链总投入产出图。
核心解释变量的测度：X1it代表t年份产业链i的数字化硬件设备的投资水准，X2it则代表t年份产业链i的数字化应用软件业务的投资水准。X1it与X2it都通过对应该年的完全消耗系数加以计量。
控制变量的选择与测量：产业链强度的提升受诸多变量的影响，所以，实证检验模式中还必须包括其他能够导致产业链强度改变的其他控制变量。我们通过参考国内外诸多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时采用的的方法，采用了X1it×Yit和X2it×Yit 这二种主要限制变数方法。
虚拟变量的选取：数字经济社会的发展经过了消费网络与工业生产网络两个阶段，为考虑在企业网络发展上下数据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程度的作用是否具有差异，在本文中引用时候虚拟化因子D，即将2012年左右的时候虚拟化因子D权重赋值为零，并将2012—2017年之间的时候虚拟化因子D权重赋值为1。交互相乘项D×X1it和D×X2it，依次说明了X1it和X2it根据时间变化对产业链程度的影响变化。
（二）实证分析
样本回归结果与说明：表1中的第1项作为不包含时间虚构因素的基本回归结论，第2项为增加了持续时间虚构因素的结论，持续时间虚构因素的关系变化异常突出，表明了数字经济对发展力度的负面影响具有时间的结构性差别。所以，在第3项列中进一步提出虚拟变量与X1it及其和X2it的交互相乘项目，并考虑了X1it及其和X2it对生产线力度的作用如何随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而变化。
效应计算与研究：按照表1的测试结果测算了X1it和X2it的实际使用性能，实际结果见表2。其中ICS表示产业链发展力度的平均数，也可以根据统计不同时间跨越下的产业链发展力度的平均数得到。
根据表2，我们可以发现：在三个模型下的总效应都是正的，这表明了数字经济对产业链强度确实是存在提高作用的。2012年以后，数字经济对产业链质量提高的整体影响从0.215 6上升至3.150 5，促进经济作用更为突出。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对产业链对高度上升的影响不仅仅存在长期持续，并且存在着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具体来看，虽然X1it对生产线高度的偏效应为负数，而X2it对生产线高度的偏效应为正值。但因为数字化软件产品业务的投资量上升速度相对较快，因此数字化软件产品服务对产业链强化的促进效果也显然为正值。特别是2012年后，X2it服务对生产线能力的偏影响从以前的0.405 9上升至3.340 8，这意味着数字化软件服务水平对生产线能力的提高影响也在加大。
综合回归所得的各种结果，可以总结出，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带来产业链强度的提高。更为关键的是，要想提升我国各大产业的产业链强度，需要从数字化建设入手，因为数字化建设的完善与否是产业链能否提升强度的关键。除数字化建设以外，对数字化硬件设备的投资也会影响产业链强度增长。
四、结束语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现状是数字化硬件设备的投资增加较为迟缓，大大落后于数字化软件业务的投资增加，无法满足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需求。针对此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推动数字硬件设备的更新换代，以实现各行各业对数字化硬件基建建设的供需平衡。一是政府需要更好地支持数字化硬件建设，通过更加有效、准确的政策来推动数字化建设；而市场则需要逐渐完善数字化交易市场机制，吸引数字经济领域人才、与国外进行交易。二是通过行业联合技术创新、全行业协作技术创新的方法，进行高科技产业的科技攻关，在理论探索和实践运用的磨合中促进数字化硬件建设蓬勃发展。三是充分利用我国市场优势，精准抓住了市场需求，以缓解国内数字化硬件设备的供给压力。
第二，积极推动中国数字化软件业务的优质成长，产业链循环畅通，保障数字经济交易的信息安全且要把握对这些业务的绝对独立控制权。数字化软件平台，是一个产业链跨时空信息流动的技术支撑，数字化软件在这里起到的作用举足轻重。而要想研发出先进的数字化软件，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一是产业软件必须从上而下的制定好关于产业标准并且拥有极其深厚的产业积累。二是寻求后发优势的突破点。相对于西方国家对技术研究工具的单行业、单专业方面的传统控制地位，多行业、基于系统模型标准的应用自动生产技术是工业软件发展的目标。三是发展新型制造工艺。在积极支持新型制造业的同时，要深入持续地促进制造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应用的深入结合，逐步形成独立可控的产品软件设计与制造技术体系。
第三，加速推动中国数字化软件业务的全面开放，并通过补充、扩张、强化产业链的方式来推动产业链强度的提升。同时与国际数字软件领域发达的国家达成战略合作，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我国数字软件领域的升级与发展，通过鼓励和支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借助各种国际经济、贸易交流平台，形成多渠道、全面的国际互联网数字化软件业务开放框架：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各国城市对互联网数字化软件业务领域进行战略性规划，并进行大规模、全球性的开发；积极推动国家中西部服务贸易示范中心建设，大力发展全数字化的服务外包和外向型服务。
（文 / 王昕祎）
（作者简介：王昕祎，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产业经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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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晓东,杨晓霞.数字经济可以实现产业链的最优强度吗？——基于1987—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面板数据[J].南京社会科学,2021(02):17-26.
[3]陈晓东,刘洋,周柯.数字经济提升我国产业链强度的路径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22(01):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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