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都市为研究对象
摘 要:本文旨在研究成都市地摊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利用相关分析研究各项指数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成都市地摊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针对目前地摊经济运行状况,我们应从政策、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考虑,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关键词:发展状况;地区对比;实证研究
一、地摊经济的研究意义
发展地摊经济是拓展就业岗位的重要举措,是人间的烟火。这里的“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的形式来获取收入来源的一种经济形式,地摊经济并非现代经济生活的产物,而是由来已久。
地摊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不同时期对待它的政策都有所不同,而地摊经济也随着不同的经济政策起起伏伏,在无形地影响着国家及城市经济的发展。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地摊经济对成都经济的影响以及地摊经济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并探究能否通过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更好地促进摊经济的发展。
二、成都市地摊经济发展环境概况
(一)政策环境
成都市政府坚持以市场、创新、规范为导向的发展思路,优化政策环境,完善地摊市场秩序,推进其规范化、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2020年7月6日,中央文明办明确不将占道经营等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在此背景下,成都市于2020年7月19日将“地摊经济”纳入文明城市考核指标体系。
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市场主体健康发展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政策措施的通知》,地摊政策包括加强餐饮零售等行业帮扶,允许临街店铺在划定区域内外摆经营,周末和节假日期间商贸企业可设门店外摊位,鼓励融资担保机构为相关企业提供支持。
根据地摊经济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份,成都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 748个,大型商场占道促销点82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 891个,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 234个,增加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临时投放点6 103个。
(二)存在问题
成都市政府虽已采取多项措施推动地摊经济发展,但实践中仍存在问题。问卷调查显示,53.94%的消费者认为地摊存在食品卫生不达标、商品质量差及售后难保障等问题。同时,49.61%的消费者反映地摊占道经营,阻碍交通,且市场秩序混乱。此外,夜间地摊产生的噪音亦影响居民休息。
(三)地摊运行状况
地摊经济在不同地区与行业表现各异,其运行受市场需求、政策调控、管理水平及科技进步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我国地摊市场伴随城市化加速与消费升级,已由生鲜果蔬拓展至服装、家居、餐饮等领域,因提供高品质、实惠的商品与服务,逐渐赢得广泛青睐。
(四)地区对比
早在2020年6月,北京日报和深圳特区报均对地摊经济在不同城市的适用性提出了观点。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特定的功能定位和管理要求,应注重保持城市秩序,不宜发展不符合首都战略定位的经济业态。深圳虽未明确反对,但也提出地摊经济需因地制宜,需与城市经济结构、功能布局、居民诉求及发展趋势相一致,对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如深圳,不宜盲目发展地摊经济。二者均强调了城市在决定是否适合发展地摊经济时,需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判断和选择。
三、成都市地摊经济对其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本文使用RESSET宏观数据库2012—2022年相关数据,利用相关分析研究成都市社会经济和地摊经济、消费者信心指数、企业景气指数、偶然因素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共5项之间的相关关系,使用Pearson相关系数表示相关关系的强弱情况。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地摊经济对成都市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我们通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Total sales)来表示成都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同时,本文选择消费者消费信心(Confidence)表示消费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信心。
2.解释变量。本研究选用“地摊经济”作为解释变量。由于地摊经济数据获取难度大,同时该领域的数据多为调查数据,不具有普遍性,容易产生误差,故定义虚拟变量(Stall)表示地摊经济兴起的时间节点。由于地摊经济在成都市的兴起时间是2020年,故该阶段之后取值为1,之前取值为0。
3.控制变量。研究背景中的特殊因素与我国地摊经济的再次兴起具有直接关系,此外影响居民消费的变量还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企业景气指数 (Boom)、消费者信心指数 (Confidence)等,并加入月度虚拟变量表示季节性因素的影响。
(二)实证模型
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是分析地摊经济的兴起对成都市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借鉴孙艳丽等学者的研究方法,并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模型:
Total sales(Confidence)=β0+β1Stall+β2X+εi
其中,Total sales表示成都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Stall表示地摊经济的兴起,兴起之前(2013—2019年)Stall取值为0,兴起之后Stall取值为1。X表示影响成都市社会经济的其他控制变量,本文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企业景气指数(Boom)、消费者信心指数(Confidence)三个指标表示,同时由于地摊的兴起是偶然因素的发生,故本文加入偶然因素指数(Epidemic)表示偶然因素对整体经济产生的间接影响,为随机干扰项,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系数,它衡量了地摊经济对成都市社会经济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由表2具体分析可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Stall、偶然因素指数共2项之间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系数值分别是0.811,0.645,全部均大于0,意味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Stall,偶然因素指数共2项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消费者信心指数、企业景气指数、CPI共3项之间并不会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系数值接近于0,说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消费者信心指数、企业景气指数、CPI3项之间并没有相关关系。
将Stall、企业景气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偶然因素指数、CPI作为自变量进行OLS回归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模型R方值为0.888,意味着Stall、企业景气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偶然因素指数、CPI可以解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8.78%变化原因。对模型进行F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F检验(F=6.332,p=0.049<0.05),也即说明Stall、企业景气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偶然因素指数、CPI至少一项会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产生影响关系,以及模型公式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8.819+1.763×Stall-1.439×企业景气指数-0.486×消费者信心指数-0.156×偶然因素指数-23.687×CPI。最终具体分析可知: Stall的回归系数值为1.763,但是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t=2.222,p=0.090>0.05),意味着Stall并不会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产生影响关系。企业景气指数的回归系数值为-1.439,但是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t=-0.456,p=0.672>0.05),意味着企业景气指数并不会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产生影响关系。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回归系数值为-0.486,但是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t=-0.251,p=0.814>0.05),意味着消费者信心指数并不会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产生影响关系。偶然因素指数的回归系数值为-0.156,但是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t=-1.189,p=0.300>0.05),意味着偶然因素指数并不会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产生影响关系。CPI的回归系数值为-23.687,但是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t=-2.166,p=0.096>0.05),意味着CPI并不会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产生影响关系。
总结分析可知:Stall、企业景气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偶然因素指数、CPI均不会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产生影响关系。
将Stall、企业景气指数、偶然因素指数、CPI作为自变量进行OLS回归分析,从表4可以看出,模型R方值为0.662,意味着Stall、企业景气指数、偶然因素指数、CPI可以解释消费者信心指数的66.16%变化原因。对模型进行F检验时发现模型并没有通过F检验(F=2.444,p=0.177>0.05),也即说明Stall、企业景气指数、偶然因素指数、CPI并不会对消费者信心指数产生影响关系,因而不能具体分析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关系。总结分析可知:Stall、企业景气指数、偶然因素指数、CPI均不会对消费者信心指数产生影响关系。
从表5可知,针对异方差情况,使用怀特(White)检验和BP检验两种方法进行检验。检验原假设为模型没有异方差,上表显示两种检验均接受原假设(p>0.05),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
(四)实证结果
1.成都市地摊经济对其社会经济影响的实证结果。通过表2、表3我们可以得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Stall、偶然因素指数共2项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成都市地摊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自2020年以来,随着地摊经济政策的实施,消费者对于经济回升的信心上涨,消费意愿也随之上升,社会经济由此得到了发展。
2.但是针对表4中各变量对于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可见即便是地摊经济对于提升消费者信心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要振奋消费者信心,发展社会经济,仅靠地摊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数据来源于成都统计局、RESSET宏观数据库,研究成都市社会经济和地摊经济、消费者信心指数、企业景气指数、偶然因素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共5项之间的相关关系。结合问卷法调研结果,总结出目前地摊经济的发展状况。
1.成都市地摊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实证研究中发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地摊兴起时间节点stall、偶然因素指数共2项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地摊经济的发展和偶然因素指数的变化影响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推进地摊经济发展政策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2.发展地摊经济并非是影响消费者信心的有利方式。Stall、企业景气指数、偶然因素指数、CPI作为自变量分析,模型R方值为0.662,意味着Stall、企业景气指数、偶然因素指数、CPI可以解释消费者信心指数的66.16%变化原因。对模型进行F检验时则发现模型并没有通过F检验(F=2.444,p=0.177>0.05)。通过分析发现,发展地摊经济的各项指标不会对消费者信心产生影响,提高消费者信心仍需寻求其他政策调整。
3.目前地摊经济中消费者面临食品卫生不达标、商品质量差以及商品售后难保障、维权困难等问题。地摊会占用街道,阻碍交通,影响居民出行且缺乏规范管理,市场秩序混乱;部分地摊摊主营业时间选择在傍晚至凌晨,会产生噪音,影响周围居民的休息。
4.不同城市对于地摊经济的适宜程度不同。部分城市对于地摊经济持鼓励态度,部分城市则认为地摊经济与城市发展定位不符。
(二)启示
当前应继续推进地摊经济发展,完善政策,具体为:完善法律,提供制度保障,针对经营者资格等问题统一立法,针对摊位等具体问题因地制宜立法;进行产业升级,推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促进与现代零售融合;推进技术创新,应用新技术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提高摊主门槛,要求其了解政策规范、保证商品质量、诚信经营并不断学习。
(文 / 黄家钦 李璥玹 蒋曼琳 盛明达 马斌)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宋娟.“重农抑商”——古代政府干预商品经济政策渊源[J].兰台世界,2014(34):174-175.
[2]吴继轩.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商政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J].经济研究导刊,2009(12):253-254.
[3]周淑珍.春秋战国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浅析[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0,26(06):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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